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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党史1】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创建和宜昌的大革命运动

日期:2012-12-19 10:26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革命运动很快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五四运动在宜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宜昌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一批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宜昌籍党员相继回宜昌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以及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先后委派中共党员到宜昌进行党员的发展工作,这些都为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25年7月和9月,中国共产党在宜昌相继创建了第一个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共宜昌地方组织通过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推动工农群众运动发展,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并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

  一、宜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宜昌的早期传播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使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对宜昌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强烈要求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平会议的和约上签字。但游行示威遭到军警镇压,30余人被捕。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走上街头演讲,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为了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大中城市掀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风潮,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3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在国内学生、工人、市民和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巨大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胜利。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宜昌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情,唤起了人民的觉醒。1919年5月,宜昌、宜都、当阳等县学生纷纷集会,上街游行示威。宜昌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学校师生和校外青年在街头演出话剧、活报剧,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北京政府媚日求荣的丑恶行径。同时,还成立了宜昌各界外交后援会。宜昌商界也举行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12月,宜昌的工、商、学界又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在福州制造的枪击学生的暴行。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宜昌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持续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1923年4月,宜昌各界民众2万余人冒雨集会游行,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高潮。5月,宜昌商界、学界联合集会,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实施对日经济绝交,并到港口抵制日货下船,遭到日舰水兵枪击。事发后,宜昌、武汉、沙市各地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严惩日军凶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专文,抨击“日本人在宜昌杀死中国学生”的暴行。在全国舆论声援下,宜昌民众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深入发展。据5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宜昌等地抵制日货运动积极进行,日货船运量大减,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长江的船只半数停船。

  新文化运动在宜昌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在宜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宜都、当阳、远安、长阳等地的一批具有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进步青年,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宜都县聂家河拖溪人胡敌,出生于1898年。1913年,15岁的胡敌去北京读中学,深受其在北京就职的中国同盟会会员的二哥影响,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于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直接参加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教育和影响,接受了新思想。1921年秋,胡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由于他在革命斗争中表现积极,引起反动军阀的注意,被迫离京回乡。在家乡,胡敌一面兴办学校,从事新文化运动,一面往来于北京、武汉和宜昌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在家乡创办了冠英小学,推广新文化,废除八股文,灌输新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剪发放足,使冠英小学成为当时宜昌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宜都县城,县立尚实初级中学的创办者,具有进步思想的留日学生罗桂岑,与校长、留日学生苏佩珊,教师罗景云、李先楚,以及在白洋小学任教的姚百川等,积极推行废文言、兴白话,提倡男女合校,尝试教育制度改革。

  当阳进步青年朱绍裔,在担任?溪第二小学校长时,首创男女合校,男女合教,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1923年夏,他出任县教育局长,把新文化运动扩展到当阳全县。朱绍裔极力推行教育改革,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改革陈旧教材,实行男女合校,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创办女子高等小学,不准女学生缠足,要求各学校成立“天足会”;要求全县教师订阅《新青年》、《向导》、《新潮》等进步刊物,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改革教学内容,统一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国画、体育等学科;提倡科学、民主,推荐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的有关著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打倒贪官污吏的教育和宣传,还组织学生举办讨论会、演讲会,等等,使宜昌新文化运动含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内容。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不仅波击到远安、长阳、兴山等地,而且向纵深发展,并逐步形成一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运动。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发生在当阳、远安等县的乡俗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支持者是革命先驱萧楚女。

  萧楚女于1920年秋起在襄阳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在萧楚女的启发和推动下,1920年冬,就读于该校的当阳、远安、荆门、南漳、钟祥5县的50余名进步学生,发起筹建“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当阳的代表王培林起草了《乡俗改良会宣言》、《乡俗改良会章程》,并送经萧楚女审定。该会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封建迷信;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大脚;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虐待妇女;反对吸食鸦片,反对坐轿子;反对读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学习马克思主义,打倒帝国主义。1921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地处当、远、荆、南、钟5县边界的方家口(位于今远安县),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5县乡俗改良会成立大会。会上,有200多人签名,成为乡俗改良会正式会员。

  会后,乡俗改良会会员按地域分工负责,先在区、镇开展活动,然后扩展到全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宜昌地区的瓦仓、?溪、观音等区先后成立了乡俗改良会。初期的乡俗改良运动范围大多是破除迷信、改革乡风习俗、要求妇女放足和剪发,反对读四书五经等,后在回乡中共党员的引导下,发展到争民主、反列强、打倒贪官污吏的政治斗争。当阳、远安的部分区、乡乡俗改良会组织群众清算了团总贪污捐税款、鱼肉乡民的罪行,召开千人大会,游行示威,有力打击了封建势力。到1925年春,当阳不仅全县的乡镇均成立了乡俗改良会基层组织,还成立了县级乡俗改良会,中共党员李超然当选为主席。以后,当阳乡改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上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中共党员的带领下,从1921年到1925年,5县边界的乡俗改良运动坚持了4年之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冲击了军阀专制制度,鞭挞了封建礼教,打击了腐朽没落的旧思想、旧文化,促进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它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宜昌及周边地区的继承和发展。一大批乡俗改良会的骨干成员后来成为宜昌早期的中共党员,有些还成为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成员。

  马克思主义在宜昌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宜昌广泛、深入的传播是从1923年冬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在宜昌地区的早期传播,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通过进步书刊的传播。一些马列著作译本和进步书刊,由宜昌各地一些进步青年通过多种方式相继秘密地传到各地。随着宜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些进步书刊的流传,影响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二是一些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回乡后,通过开展各种活动进行传播。其中主要有胡敌、李超然、罗国玺、陈海涛等。

  胡敌于1923年初在宜都农村从事新文化运动时,正值京汉铁路举行大罢工。为声援罢工斗争,胡敌再次去北京参加工人运动,并结识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国焘。1923年7月,胡敌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宜昌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员。他的出色工作再次受到反动军阀的监视而被通缉。党组织指示他撤离回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胡敌回到家乡后,将《向导》、《新青年》和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在学校课堂和社会、亲友中广为传播,宣传只有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革命道理。

  当阳县城人李超然,1890年7月出生。1912年,22岁的李超然在小学任教时开始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6年考入四川一所陆军讲武学堂,以后在部队任职,官阶逐步升到师参谋长。其间,有幸结识了革命烈士李鸣珂(后为中共四川省委军事部长)和革命先驱吴玉章,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1924年夏,李超然由四川返回湖北,在武汉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介绍入党。同年8月回乡后,在青年和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的革命道理,并积极投入乡俗改良运动,组织民众开展革命斗争。

  当阳县观音寺人罗国玺,在襄阳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时,受到早期中共党员萧楚女的启发教育,并利用假期回当阳参加乡俗改良运动,于1924年在该校经萧楚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回乡后,被聘为当阳县教育局录事,成为朱绍裔推行教育改革的得力助手。罗国玺在县教育界利用多种形式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远安县花林人陈海涛,生于1901年。1923年,22岁的陈海涛进入武昌崇实中学读书,并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25年7月参加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党组织委任陈海涛为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与同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梁子厚、张汉千一道回远安,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马列主义在远安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初创活动。

  从1923年到1925年,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宜昌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宜昌籍党员共有21人。其地域分布是:宜都3人、当阳8人、远安8人、长阳2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加快了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创建的步伐。

  二、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强调,要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创建工作,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和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展开的,并以当阳为先导,逐步向宜昌各县发展。

  中共党员李超然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宜昌地区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李超然于1924年在武汉入党后,同年8月,受命返回当阳,团结、组织在县教育局从事教育改革的中共党员罗国玺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9月,董必武从武汉至恩施途经当阳,在李超然家里停留了数日。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李超然结合当阳实际,以乡俗改良会为基础,组织发动群众,发展中共党员,创建党的组织。李万英是当阳县脚东李家寨人,1924年,他在武昌读中学时,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李万英受中共武汉地委派遣回到当阳,协助李超然开展党组织创建工作。在此前后,在荆门龙泉中学读书的当阳进步学生李炼青、肖立青,于1925年6月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回乡后,为中国共产党在当阳的革命活动增添了有生力量。

  1925年7月,中国共产党当阳县小组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正式成立。党小组成员有李超然、罗国玺、李万英、李炼青、肖立青、王怀之、皮元良、金仙樵等8人,李超然任党小组长。当阳县党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地区创建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直接隶属中共武汉地委领导。它的创立,标志着宜昌的革命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年8月,中共武汉地委为推动全省各地的革命斗争,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派遣中共党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祖山竹来到位于宜昌城的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宜昌三师)任教。他以教学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秘密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发展中共党员。到1926年春,祖山竹在进步学生中先后发展了黄大桢、慎家驺、陈树屏、黄大鹏、刘子和、张华甫等30多名中共党员。这些学生毕业后,根据党组织指示,回到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并成为各地党组织的骨干或负责人。宜昌三师后来被誉为“鄂西革命的摇篮”。

  同年9月,远安籍中共党员陈海涛、张汉千、梁子厚一同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被委以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身份回到远安,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组织创建和开展群众运动等工作。陈海涛发展了积极分子叶发秀入党。根据中共四大关于“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的规定,陈海涛认为在远安建立党组织的条件成熟。同月底,中国共产党远安县支部在县立高等小学成立,党支部共4名党员,陈海涛为书记。远安县党支部隶属中共武汉地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到1925年年底,远安县中共党员人数已增至8名。此后,随着党支部工作的发展和党员队伍的扩大,1926年5月,设立了中共远安县支部干事会,陈海涛任书记,在襄阳省立第二师范入党的胡士林任副书记兼负责组织,在宜昌三师入党的陈树屏负责宣传,张汉千负责农运,梁子厚负责学生运动。

  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创立,是宜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近代宜昌革命斗争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初创时期的中共宜昌地方组织,肩负着时代和宜昌人民的希望,投入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斗争中去。

  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得到较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随着国共合作在宜昌各地的逐步形成,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在领导国共合作,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自身也得到很大发展。

  1926年9月,当阳城关起义爆发,当阳、远安两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中共党员人数也各增加到30余名。根据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0月,中共远安县支部干事会扩建为中共远安部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地方组织,隶属中共湖北区委领导。部委由9人组成,陈海涛任书记。同年12月,中共当阳县小组改建为中共当阳部委员会,隶属中共湖北区委领导。部委由4人组成,李超然任书记。根据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的有关规定,6月,中共当阳部委又改建为中共当阳县委员会,书记为李超然。县委下辖7个区委,共计23个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02人。7月,中共远安部委改建为中共远安县委员会,书记为陈海涛。县委下辖3个区委,计9个党支部、30个党小组,党员人数增至271名。

  1926年9月,通过胡敌和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宜都开展革命活动的罗光翟、江崇本的一系列工作,在县城成立了中共宜都县支部,胡敌任书记。到1927年3月,全县中共党员发展到十多名。

  1927年1月,根据中共湖北区委关于加强党对宜昌地区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建立中共宜昌地方领导机构的指示,曾先后任中共南京支部委员和中共上海区委委员的曹壮父,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鄂西巡视员身份和率武汉各团体赴鄂西发展民众运动代表团的形式到宜昌城开展革命活动。随团成员有湖北省农运、工运特派员庄开熙、王燮、卢渊、李勋、田进武、刘继和等十余名中共党员。同月,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曹壮父任书记。中共宜昌特支隶属中共湖北区委领导。宜昌特支是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地区建立的最早的地级组织。下辖宜昌县总工会党小组、宜昌县农民协会党小组、宜昌县青年协会党小组、宜昌县妇女协会党小组和国民党宜昌市党部党小组等5个基层组织。宜昌特支除领导宜昌城区党的工作外,还负责联系指导宜昌、宜都、枝江、兴山、秭归、长阳、五峰等县。同年2月,胡楚藩接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职务。曹壮父奉调离宜赴汉。3月,易吉光在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接任宜昌特支书记职务。胡楚藩离任返汉。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使党在宜昌地区有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并使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形成系统化和网络化。

  1927年1月以后,其他各县的中共地方组织相继建立。长阳籍中共党员李勋、田进武、刘继和作为曹壮父所率鄂西发展民众运动代表团的成员,按曹壮父指示回长阳开展建立中共组织的工作。随后,在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的中共党员陈泽南、龚良鹏结业后,被中共湖北区委派遣回长阳主持中共长阳地方组织的筹建任务。不久,在长阳建立了3个党支部,全县中共党员也发展到近30人。1927年3月,中共长阳县特别支部成立,龚良鹏任书记。兴山籍中共党员刘子和、刘子泉、白海潜、徐大孝等,在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被中共湖北区委派遣回兴山开展中共组织的创建工作。4月,中共兴山县特别支部建立,刘子和任书记。兴山特支下辖4个党支部,全县中共党员发展到50名。宜都籍中共党员邓宗禹在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被中共湖北区委委派到五峰县开展中共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先后发展了9名中共党员,于同年4月成立了中共五峰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邓宗禹任书记。浠水县籍中共党员柴燔,于同年4月按照中共湖北区委指示到枝江县开展革命活动,筹建中共地方组织。5月,成立了中共枝江县小组,柴燔任组长。随后,党小组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长江以北的高殿寺一带,培养和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于同月成立了中共高殿寺支部,杨平章任书记。全县中共党员增加到11人。1927年7月,鉴于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宜昌卫戍司令夏斗寅于5月叛变革命,宜昌各县国共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加强宜昌各地国共两党的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会决定成立鄂西临时党务指导委员会,曹壮父为主任,段德昌、张逸凡、易吉光为成员,立即到宜昌开展工作。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组建了中共宜昌县委,曹壮父任书记。

  到1927年7月,宜昌地区除秭归县外,都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除建立了中共宜昌特支外,还建有3个县委、1个县地方执委、2个县级特别支部和1个县支部。共下辖12个区委、51个支部,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700多人。

  随着国共合作、北伐军的胜利推进和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建立、发展,宜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宜昌的形成和宜昌大革命运动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65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0多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根据中共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精神,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积极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5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常务委员(即主要负责人)。湖北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居领导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宜昌的形成

  宜昌的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成立后启动的。活跃在宜昌各地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共两党党员的双重身份,全力以赴帮助组建各县国民党地方组织。

  1925年秋,中共武汉地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派中共党员祖山竹、国民党员冼百言到宜昌城区开展国共两党的建党工作。他俩利用在宜昌三师教学的有利条件,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到1926年春,宜昌城区具有国共两党党籍的“跨党”学生已达30多人。这些学生毕业后,按照党组织要求,回到各地积极投身于国共两党的建党工作。同年8月,国民党远安县党部成立。这是宜昌地区的第一个国民党县级组织。国民党远安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其中中共党员有11人,陈海涛为县党部主要负责人。县党部成立后,随即在全县5个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各区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是中共党员。

  为了发展革命形势,培植革命力量,1926年冬,由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开办了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随后,董必武又以省党部名义拨款支持毛泽东主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宜昌城区及各县的进步青年、学生近40人参加了这两所学校的学习。他们在学习期间,全部参加了国民党,大部分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结业后,均被委以省党部特派员或省农运特派员回各地开展工作。同年12月,国民党当阳县党部成立,在10名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有7名,李超然为县党部主要负责人。

  1927年1月,中共党员曹壮父受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率武汉各团体赴鄂西发展民众运动代表团到达宜昌,其中有十多名中共党员。他们分赴宜昌城区和宜都、枝江、长阳等地,结合指导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推动国共两党宜昌地方组织的建立。3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宜昌市党部,在7名执行委员中,有6名是中共党员。到1927年4月上旬,宜昌城区及各县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均已建立。市、县党部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占62%。其中,宜昌县的易吉光(后改名为易朴)、当阳的李超然、远安的陈海涛、兴山的刘子和、五峰的邓宗禹、宜都的胡敌等6人,既分别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共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一人肩负地方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

  当阳城关起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宜昌的建立,开创了宜昌革命斗争的新局面。通过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并使共产党人从隐蔽走向公开,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包括武装斗争中接受锻炼,发挥着先锋领导作用。

  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1926年7月上旬,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随后,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作出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的决定。根据中共湖北地委、湖北区委的指示,中共宜昌地方组织为迎接和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当阳城关起义。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夕,1926年5月,中共当阳县小组组长李超然奉中共湖北地委军委书记董必武密令,赶赴广州与北伐军总政治部取得联系。其后,李超然率由中共党员陈海涛、李万英等组成的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回到当阳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在当阳、远安部分地域组成了一支1800余人、1500余支枪的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先遣军总司令由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任革命军都督府军务参议的聂豫担任,李超然任参谋长,国民党左派人士朱绍裔任政治部主任。就在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全力围攻武昌之际,9月21日凌晨,当阳城关起义爆发。起义军一举攻克当阳县城,活捉县知事,开监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当阳县革命政府,朱绍裔被推选为县知事。随后,起义军又连克远安、荆门、钟祥3座县城。不久,在来自驻守于宜昌城、荆州、襄阳的北洋军阀部队重兵合围下,起义军顽强抗敌,后退守到荆门、钟祥间的北山地区,与敌对峙月余。10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武昌后,立即组成西征军挺进鄂西,与起义部队会师。起义部队配合西征军作战,光复了荆、当、远、钟4县。起义部队一部由朱绍裔率领,编入北伐军。李超然、陈海涛率另一部回到当阳、远安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当阳城关起义,从初始到结束,前后坚持了6个月时间。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紧密合作的,宜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民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的胜利,打击并钳制了鄂西、鄂北、鄂中的北洋军阀势力,有效支援了北伐军攻克武昌,为北伐军攻占宜昌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宜昌深入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迎接、配合北伐军进军鄂西南重镇宜昌城,1926年10月,宜昌城和宜都县共产党人委派代表分赴武汉和湖南澧县、石门等地,与北伐军取得联系,提供情报。返回后,立即发动群众,做好迎接北伐部队的供给、运输、向导等各项准备工作。12月上旬,北伐军分三路大军进军宜昌,于中旬胜利攻克宜昌城。26日,北伐军驻宜部队和宜昌城各界群众近10万人在铁路坝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欢庆北伐军取得宜昌及鄂西战役胜利。在北伐军攻占宜昌前后的过程中,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先后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吴玉章、朱德、贺龙、陈毅、刘伯承、周逸群、段德昌、李维汉、彭德怀等,在宜昌大地上留下了不朽的革命足迹,为北伐军顺利夺取宜昌和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宜昌农民革命运动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比北伐战争更为深刻的一场革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宜昌地区农民运动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围绕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既声势浩大,也深入持久。在1926年9月举行当阳城关起义以前,当阳、远安以乡俗改良会为基础,相继建立区、乡农民协会,组织起农民自卫队、团,拥有一支1800余人的农民武装。到年底,当阳全县7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共210个,会员达7万余人,部分区乡建立了农民自卫团。远安建立了县农民协会,以及5个区、23个乡的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达2.2万人,还组建了一支2600余人的农民自卫团。1927年1月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建立后,有力推动了宜昌城郊和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县、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到1927年春,宜昌地区共有7个县建立了县农民协会(枝江、秭归只建有区乡农会),共有区乡农会148个,农会会员总数达到15.75万人。建立的农民武装有1个县自卫团,18个区、乡农民自卫队、团,队员近9000人。宜昌农民运动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受到中共湖北区委重视。1927年3月,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董必武、李汉俊、林伯渠、恽代英等出席会议。会上,中共党员、宜昌南乡农协主席陈本金等作了典型经验介绍。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农民运动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打击土豪劣绅方向发展。宜昌各地农会对当地土豪劣绅采取清算、罚款、没收财产、揪斗、戴高帽子游乡、逮捕、公审和对其中罪大恶极者执行枪决等斗争形式,向农村封建势力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大革命时期,宜昌各地农村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共108人,其中戴高帽子游乡50余人,揪斗、公审35人,处决16人。宜昌各地农村兴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异常。农民协会成了乡村的唯一权力机构,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劳苦大众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大革命时期宜昌的工人运动从建立各地工会组织开始,逐步高涨。1927年1月1日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共湖北区委委派中共党员王燮为省总工会特派员,随曹壮父率领的发展鄂西民众运动代表团到宜昌专门从事工运工作。到4月,宜昌各地共建有6个县级工会组织,18个区镇工会,以及78个产业、行业工会,工会会员达5.5万人。其中宜昌县建有56个行业工会,会员人数达3万人。各级工会建立后,党组织及时开展工人教育,举办训练班,为宜昌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工会骨干。同时,宜昌、长阳、宜都、枝江等县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其中,宜昌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发展到100余人、枪,起到维护革命秩序、震慑敌人的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还注重结合工人切身利益开展经济斗争,支持工人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的斗争,并组织了反英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在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宜昌各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城镇的商民运动持续高涨,在大革命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宜昌人民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和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斗争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时候,蒋介石集团和控制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工农群众,不屈不挠地开展了反对蒋、汪和反击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斗争,顶住了敌人的血雨腥风;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顽强地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国内政治局势迅速逆转。消息传来,激起宜昌人民强烈愤慨,各县纷纷集会,声讨蒋介石,并游行示威。中共宜昌特支、国民党宜昌市党部联合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罪行,拥护武汉国民政府。5月上旬,驻防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囤兵川鄂边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四川军阀杨森相互勾结,发动叛乱,分兵两路奔袭武汉。中共宜昌特支获取情报后,组织人员提前赶赴武汉向中共湖北省委汇报,使武汉国民政府提前做好了防范、迎击叛军进犯的准备。在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有力反击下,夏、杨叛变以失败告终。

  夏斗寅、杨森的叛乱,使宜昌人民遭受了一次惨重劫难。杨森叛军从四川万县到达宜昌城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抢掠银行、商店。5月8日,夏斗寅叛军驻宜都的一个连,与土豪劣绅相勾结,捣毁国民党宜都县党部机关,抓捕了中共党员胡敌、罗克强、罗光翟、江崇本、熊慕弼和两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并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和烟毒犯等。胡敌等革命志士惨遭毒打,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土豪劣绅还指使流氓地痞捣毁群团组织机关,两名农协负责人被活活打死,宜都县城陷于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震惊全省的宜都五八惨案。五八惨案是大革命在宜昌地区从高潮走向低潮的开始。5月10日,杨森叛军一部进占宜都县城。肆意烧杀抢掠,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群众100余人被杀害,各级群团组织机关和国民党基层党部机关均被捣毁,另有400余名工农群众被捕。继五八惨案之后,5月9日,长阳也发生惨案,中共党员刘继和、江魁武等5人惨遭杀害,40余名中共党员和骨干群众被捕。随后,枝江、当阳、远安、五峰、秭归等县的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均遭到叛军和土豪劣绅破坏,一些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中共当阳部委委员李时鲜、中共五峰县执委书记邓宗禹等英勇就义。6月,武汉国民政府在迅速击溃夏斗寅叛军后,立即组成讨伐杨森叛军的西征军。杨森叛军在进攻武汉失败回窜川东途中,过境当阳、宜都、宜昌、兴山、秭归时,再次一路烧杀抢掠,并将宜都的国共两党负责人和被捕的工农群众300余人押往四川。胡敌、罗克强、罗光翟、江崇本、熊慕弼先后在四川的垫江县和巴县木洞镇被敌人凶残地杀害,300余名群众下落不明。

  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毫不退缩,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6月下旬,李超然等中共当阳县委领导人随国民革命军西征军返回当阳后,继续发展中共党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山区,并整编、扩充了农民自卫团武装。宜都籍中共党员陈德华、程光炳分别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省党务干部学校结业后,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回宜都从事战乱后的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组建了农民武装。6月,长阳籍中共党员陈泽南从武汉返回后,根据省委指示,在乡下召开有20余名中共党员参加的会议,决定党组织活动重点从县城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发展组织,组建农民武装。7月,曹壮父、段德昌、易吉光等按照省委指示,到宜昌恢复党组织,成立了以曹壮父为书记的中共宜昌县委,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继续开展斗争。县委在宜昌县西乡恢复了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并协同西征军歼灭土匪武装近200人。7月中旬,中共兴山县特别支部组织成立兴山县行政委员会,稳定局势和恢复秩序。特支领导刘子和、刘子泉等还通过努力,将农民自发组成的“神兵”自卫组织改造为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也随之失败。这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大得多,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主观上讲,主要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这种右倾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示有着密切关系。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宜昌形势更加严峻。在宜昌等县驻防的国民革命军西征军也叛变革命,宜昌地区各县、区、乡逐步由反动势力把持,被关押的土豪劣绅都被放出,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反扑,许多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通缉、捕杀,宜昌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但是,中共宜昌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不屈,继续坚持隐蔽斗争。各地中共组织转移到农村秘密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准备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宜昌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