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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党史5】宜昌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来源:市党史办 [时间:2012-12-19 10:31] [点击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经由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广泛赞同。宜昌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期盼“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的内战行动。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采取两面派的做法,一方面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宜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襄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反“清剿”斗争,支援解放区部队作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党领导宜昌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蒋介石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进行着准备和部署。早在国共和平谈判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按照发动内战的部署,以受降为名,调集了20多个师的兵力,相继侵占鄂中、襄西、襄南等地,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之势。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命令其“以一个军监视宜昌、沙市方面之敌,以四个军向武汉推进”。随后,又委以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受武汉、沙市和宜昌地区受降日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第六战区的部队迅速由鄂西向鄂东出动,经宜昌、当阳、远安等县向武汉推进。宜昌、当阳、远安等县国民党县政府及其反动武装紧随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县县城和战略要地,并加紧拼凑反动武装,对襄西解放区进行“围剿”。8月18日,国民党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进驻宜昌城区。8月25日,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进驻宜昌城并发布命令,饬令宜昌、当阳、沙市等地日军,由各地驻军主持受降,监督缴械。随后,国民党宜昌专署、宜昌县政府由秭归县茅坪、宜昌县太平溪等地进驻宜昌城区,对宜昌进行全面控制。1946年初,国民党当局还在宜昌城区组建军统“宜昌通讯站”,其控制范围包括宜昌、枝江、当阳、远安、宜都、秭归、兴山、长阳等县。同时,国民党当阳县政府、远安县政府令其县、乡武装,尾随国民党正规军出山,抢占县城及各重要乡镇,对襄西解放区进行吞食和封锁。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当阳解放区成为襄西解放区及中原解放区的前哨阵地。

  面对抗战胜利后的严峻形势,襄西解放区部队和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解放区军民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宣布投降后,襄西解放区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精神和襄西军分区的部署,向襄西各地日伪军发出通牒,令其向新四军投降。但在襄西地区的日伪军在国民党当局的唆使下拒绝向新四军投降。据此,襄西解放区部队果断出击,对当阳?溪等地的日伪军予以坚决打击,迫使部分日伪军缴械投降。同时,中共当阳县工委在襄西中心县委和荆当县委的领导下,按照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关于日寇投降后的紧急命令》的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组织军民进行自卫斗争。坚决揭露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阴谋;发动群众,加强解放区的武装建设,坚守荆当路以南的解放区,以牵制国民党军队。中共襄西中心县委和荆当县委、当阳县工委组织地方武装和锄奸大队,重点打击了反动土匪武装,以及作恶多端的敌乡政人员和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叛徒,对有的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动头目,宣布罪状,将其处决。解放区军民开展自卫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士气。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全国各解放区进行战略部署调整。在湖北地区,形成了以华中、中原解放区为左右前哨的战略防御体系。为了保存襄西解放区的革命有生力量,襄西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往襄东、襄南。当阳解放区随之也开始了战略转移,中共当阳县工委的部分干部和荆当大队的主力于1945年9月撤往襄南地区。中共当阳县工委书记张焕先和当阳县办事处(县政权组织)主任傅正时等则率领部分武装力量在荆当公路以南解放区坚持斗争。同年冬,按照江汉区党委的决定,在当阳解放区坚持斗争的当阳县工委及所属部队在张焕先的率领下由襄西地区撤离至鄂中地区。此后,荆当边界一带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再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按照党在国统区“隐蔽坚持,以待时机”的方针,坚持在湘鄂边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党员及当阳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活动转入地下斗争。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引起宜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很快就爆发了以学生为先锋的群众性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5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当局拟将设在五峰县蒿坪的省立五峰中学迁移汉阳,五峰学生由公费转为自费。贫寒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该校进步学生杨震洲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生起来斗争。湘鄂边地下党组织和五峰县党支部高度重视省立五峰中学学生运动,一方面对青年学生进行保护,一方面对学生运动进行指导。在群情激愤的高压态势下,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学生的正义斗争取得胜利。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五峰、宜昌、宜都、长阳、兴山等县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12月,国民党驻宜昌守军根据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指令,把所收缴的日军武器弹药,集中到作为军械仓库使用的亚细亚油库里,计划运往内战前线。在宜昌简易师范学校供职的进步青年杜德湘得知此事后,将自制的爆炸器引线点燃后插入炸药箱中抬进军火仓库,致弹药库爆炸,全部销毁了这批准备运往前线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1946年春,宜昌电信工人针对国民党当局为打内战筹集军费、滥发纸币、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局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

  6月中旬,宜昌县立中学几名学生遭到国民党警察殴打,数十名学生与警察辩理并发生冲突。随后十多名警察全副武装冲进校园,将17名学生打伤,制造了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六一八血案。6月18日,在该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希仁的组织和支持下,300余名学生走上大街,举行反对国民党当局迫害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将此事电告全国各大城市30多所大专院校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时向宜昌城内的所有机关团体、各校师生广发通电。19日,宜昌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反迫害、反屠杀、反野蛮统治”,“争民主、争人权”等口号。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的一些大专院校,收到宜昌县立中学的电报后,立即复电,声援县中学生的正义斗争。一些城市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恶行。宜昌工商界人士,也以罢市的方式声援学生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惩办了凶手,对受伤学生和学校损失给予赔偿,学生斗争取得胜利。

  1946年12月24日,因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使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宜昌各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了席卷宜昌地区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和平、要自由”,“美军退出中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47年1月,在宜昌城区,宜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和省立宜昌高中的师生率先在铁路坝举行集会。尔后,各校师生纷纷举行集会,进行演讲宣传,散发传单,愤怒声讨驻华美军的暴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3月,省立宜都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在湘鄂边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7月,国民党军一部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态势下退守鄂西途中移驻当阳,国民党当阳县县长提出,将当阳县立中学教室腾出来驻军。消息传出,县中500余名师生与反动当局展开坚决斗争,迫使县政府不得不妥协让步。1948年2月,宜昌城区皮革业100多名工人为求生存,举行罢工。5月,宜昌城区各学校老师为改善生活待遇,联合举行罢教,并组织教师代表到国民党宜昌县政府机关静坐示威,最后,县长被迫同意了教师的要求。长阳、兴山等县的学校师生和广大民众都开展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运动。

  宜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相配合,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一股力量,由于中共宜昌地方党组织对人民运动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宜昌各地人民运动逐步形成浩大声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国民党反动势力不断削弱,致国民党政府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

  二、创建襄西革命根据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双方代表签订《双十协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颁发“剿匪”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迅速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及其所属军队。从停战令生效到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4365次,所用兵力累计达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30万大军的兵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由此全面内战爆发。在形势十分危急的紧急关头,被国民党30万大军层层包围的中原军区部队5万余官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1946年7月,中原突围的南路突围部队按照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分散于兴山、宜昌、房县、保康、南漳等县开展游击战争,着手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同月,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一团在兴山、宜昌两县交界地区,以部队党员为基础,组建成立了中共兴(山)宜(昌)中心县委。8月,中原突围后转战至襄西的江汉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原局创建根据地的指示,电令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除留少数地方干部和武装在原地坚持外,迅速转移到襄河以西的荆门、当阳、远安、南漳、宜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襄西革命根据地。随后,江汉中心县委、江汉支队和各县干部、武装1000余人,分成两路渡过襄河,于8月10日两路人马到达荆门县西北地区会合。8月11日,江汉中心县委在荆门钱家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关于“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中共南(漳)远(安)县工委、中共荆(门)当(阳)县工委、中共扳桥工委、中共荆(门)钟(祥)宜(城)县工委先后成立。四个工委及相应的政权、军事组织的成立,标志着襄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襄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后,江汉中心县委及所属各县委、工委组织武装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的区、乡公所,消灭其反动武装;争取一些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和一些乡保人员,建立了一批区、乡人民政府。至此,襄西革命根据地基本恢复。

  1946年9月,中共鄂西北区委、军区成立。下设5个地委、5个军分区。今宜昌所辖区域分别为当时第二、第四地委的活动范围。两地委、军分区的组成均以中原突围部队干部战士为骨干。第四地委和第四军分区的活动范围为长江以北,襄河以西,包括荆门、当阳、远安3县全部,南漳、保康2县大部和钟祥、宜城、宜昌(今夷陵区)、枝江、宜都、江陵等县的部分地区。第二地委和第二军分区的活动范围包括今宜昌市境内的兴山县和夷陵区北部地区及今襄阳市境内的南漳、保康等县的部分地区。9月下旬,第四地委下辖的荆当远中心县委、南远县委及其行政委员会(民主政府)、军事指挥部成立。10月,鄂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第二行政专员公署和第四行政专员公署相继成立。

  各级党政组织建立后,便迅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区、乡党政军组织,恢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1946年10月,正当革命根据地创建初具规模时,国民党军调集4个旅的兵力,在其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对包括荆当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反复“扫荡”、“清剿”。国民党军侵占荆当革命根据地后,对荆当县工委及其部队进行“清剿”,并在根据地群众中实行“十家连座法”,规定“一家通匪,十家同罪”。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企图一举消灭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按鄂西北区党委的部署,包括荆当远根据地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组织迅速组织开展反“清剿”斗争。

  1946年冬,鄂西北地区斗争日益恶化,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区党委、军区领导机关,先后撤到荆当远地区,与第四地委、第四军分区会合。中原军区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长达半年的坚持斗争中,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但因部队半年多的连续作战,部队损失巨大,减员严重,而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却更加残酷,鄂西北根据地反“清剿”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的境地。在鄂西北地区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鄂西北党委于1947年2月4日在远安县老观窝汪氏宗祠召开紧急会议(史称“老观窝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措施。会议决定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外,鄂西北军区主力部队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敌人打大圈子以保存实力,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援全国各解放区部队的作战。

  老观窝会议后,鄂西北军区部队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部分主力部队及支队、游击队约800余人,则仍留在鄂西北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第四军分区部队、地方武装和区县以上干部及荆当远游击大队等仍在荆当远地区坚持斗争。2月中旬,江汉军区警卫团300余人,在兴山、秭归交界处与江汉军区第三团一个营200余人会合,在兴山、秭归、远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国民党地方乡保武装。同时,对20多个国民党乡公所进行了打击,摧毁了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

  1947年初,鉴于国民党军大规模“清剿”的严峻形势,鄂豫边游击支队决定南渡长江开展江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1月22日,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率鄂豫边游击支队从江陵县郝穴南渡长江后便改称江南游击支队,开始在湘鄂边区进行游击战争。2月13日,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奉命率鄂西北军区四团和警卫团一部共1200余人马从当阳出发,14日到达宜都县古老背,在对古老背镇公所实施打击后,随后张才千率部胜利渡过长江,抵达南岸红花套。15日,部队渡过清江,经长阳县进入五峰县境。在追踪李人林部的途中,多次遇国民党军的堵截袭击,张才千部一边与之周旋,一边伺机予以还击,共歼灭500余众的反动武装,最终摆脱了敌军的追击。2月24日,张才千、李人林所率领的两支部队在五峰县红渔坪胜利会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两支部队在红渔坪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共1600余人,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嗣后,江南游击纵队兵分两路分别由张才千、李人林率领,在湘鄂边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至5月,江南游击纵队在远安县和南漳县先后与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各路部队会合。江南游击纵队活动于湘鄂边地区17个县,行程达3500余里。在此期间,多次进出五峰、长阳、宜都等地。先后与敌作战200余次,歼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牵制了国民党军4个正规旅和6个保安大队的兵力,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军在湘鄂边地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内线兵团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中原突围南路大军及江汉军区部队胜利突围至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同全国解放区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在襄西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的反复“扫荡”和“清剿”,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并通过多种形式为人民解放军部队搜集情报、购买药品、筹集经费、医治伤员、护送领导干部安全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2月老观窝会议以后,鄂西北军区部队一部分转战江南开展游战争,一部分在襄西坚持,粉碎了蒋介石“一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企图,有效保存了部队主力,成功牵制和耗散了国民党军兵力,为赢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恢复、发展解放区,取得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通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问鼎中原,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2月6日,刘邓大军第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胜利会师后,奉命组建新的江汉军区及同级区党委与行署。12月下旬,李先念到江汉军区指导工作,决定武装开辟襄西,重建襄西解放区。

  1948年1月,江汉军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和李先念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江汉区襄西区工作委员会和襄西支队。襄西工委主要在当阳、远安、宜昌、枝江、宜都和江陵、荆门、南漳等县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月下旬,襄西支队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政府设在当阳县河溶镇天后宫的粮仓,把十多万斤粮食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随后,部队击溃了敌观音乡乡公所武装。2月中下旬,襄西支队支队长黄德魁率500余人的部队打击了盘踞在远安县洋坪镇一个中队、两个乡公所自卫队共500余人的反动武装,并取得胜利,俘虏170余人,击毙3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挺)、弹药20余箱。洋坪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从而揭开了重建当阳、远安解放区乃至襄西解放区的序幕。3月,中共南(漳)远(安)县工作委员会、南远县人民民主政府和南远县军事指挥部成立。

  南远县工委、县人民政府为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迅速组织开展清匪反霸工作,先后打击了南远县边界的五个地方反动武装头子的联防团,拘捕和枪毙了国民党临漳、巡检乡反动乡长,消灭了盘踞在千丈坡的反动武装,攻打了当阳河溶、?溪的国民党镇公所。

  7月上旬,江汉区党委鉴于襄西根据地日益恢复与发展的形势,决定撤销襄西工委,成立江汉区第四地委(又称襄西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并从外地调大批干部充实襄西地区党政军领导班子。江汉区第四地委、第四专署和第四军分区的成立,标志着襄西解放区进入全面恢复阶段。

  7月22日,第四地委在荆钟宜县刘猴集召开第一次地委会议,贯彻中央关于新区工作和江汉区党委关于襄西地区军事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军事展开逐步向西向南发展,先开辟荆(门)当(阳),然后依托荆当,向江(陵)枝(江)宜(都)发展。8月,中共南远县工委改建为中共南远县委,同时,成立南远县爱国民主政府、南远县军事指挥部。县委、县政府机关也从南漳迁入远安。

  为了落实地委关于向西向南发展的决定,并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川鄂门户”宜昌作好准备,决定发起远(安)当(阳)战役。8月6日,江汉区第四军分区部队首先攻克远安县城。8月8日,攻克当阳县城。9日上午,在当阳县城玉阳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及共产党、解放军对新区的各项政策。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自动组织起来热情欢迎进城的解放军。远当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克复了两座县城,使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反动地方武装受到很大震动。时任敌华中地区“剿总”副司令的宋希濂后来评论说,解放军的部队“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宜沙亦时常告警。”(宋希濂《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载《文史资料选辑》21辑P202)远当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

  8月10日,第四专署专员刘真率一个连的兵力在当阳县洪庙乡捕获了1944年杀害当阳县委书记王建桥的叛徒刘家保。11日上午,刘真组织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在赵家湾王建桥烈士墓前,为王建桥、刘华廷、罗海棠等革命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接着,刘真宣布刘家保的罪行,当场将其处决。惩恶扬善,大长根据地人民的志气。随后,刘真率部回到观音寺附近,召开干部会,正式宣布中共荆当县委、荆当县人民民主政府、荆当县军事指挥部成立。

  8月16日,第四军分区所属部队击溃了国民党驻?溪的部队,当阳?溪镇被攻克。26日,刘真等率部再次奔袭了国民党?溪镇镇公所和驻?溪镇保警二中队,大获全胜。荆当县委随即建立了?溪区(即第四区)委、区人民政府及区中队武装。为了进一步巩固?溪解放区,并恢复荆当公路以南的老区,从9月到11月中旬,荆当县委先后四次派遣干部率领武装队伍到路南的脚东港、绿林山、?溪镇南部一带活动,但因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顽抗而失利。11月下旬,荆当县委派?溪区区长郭础、副区长曹玉林潜入路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复员、隐蔽人员归队。新建立了洪庙、脚东、漳东等一批乡、村人民政权。至此,当阳、远安解放区的基本区得到恢复,为全面开辟和恢复襄西解放区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抽调干部南下新解放区工作。1948年9月,焦林义、蒋占义、张三杰等带领200余名南下干部抵达江汉区第四地委驻地南漳东巩,由地委再分配到所辖各县充任各级党政领导骨干。这批干部被分配到宜昌地区工作的共有130多名。张三杰等带领27名南下干部荆当县工作,马强等带领100多名干部到南远县工作。10月,第二批被分配到湖北各解放区工作的南下干部有3000多名,其中50多名干部分配到南远县工作。至1949年宜昌解放时先后有五批南下干部分配到宜昌工作。南下干部的到来,为宜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干部资源,为宜昌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荆当解放区的恢复,1948年8月,江汉区第四地委和第四军分区决定实施向南部的江陵、枝江、宜都等县和向西部的宜昌县发展的部署。随即在江枝宜地区开展游击战,进行宜昌新解放区的开辟。11月,中共江枝宜县委、江枝宜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后,相继成立了以江(陵)枝(江)宜(都)三县交界地为中心的江枝宜县第一区,以草埠、风台为中心的第二区,以当阳县半月地区为中心的第三区。同月,第四地委为了开辟宜昌、当阳边界地区的工作,从南远县委、荆当县委抽调35名干部,组建了中共宜(昌)当(阳)县工作委员会。宜当县工委成立后,开辟了宜昌县分乡、峰宝山、官庄、宋家嘴新区。建立了分乡、峰溪两个区委、区人民政府、区中队。

  在江汉区第四地委、第四军分区武装开辟江枝宜新区的同时,1948年8月,中共桐柏区委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将汉水变成解放区内河的指示精神,桐柏区第三地委、第三军分区进军汉南,在谷城、保康、南漳、兴山、宜昌等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以南漳、保康、兴山和宜昌四县结合部为中心的新解放区,使汉水成了解放区的内河,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军队大巴山防线和长江防线,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一线布防的兵力,对进一步巩固整个江汉解放区起了重大作用。10月,宣布成立中共南(漳)保(康)兴(山)宜(昌)县委、南保兴宜县爱国民主政府、南保兴宜县军事指挥部。随后,南保兴宜县军事指挥部率部进入宜昌县黄柏乡,兴山县三阳、高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南保兴宜县下属的四个区人民政府。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地处中原前锋阵地的鄂豫、江汉等解放区的恢复,对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形成严重威胁。为了争夺中原,自1948年3月起,国民党军以20多个旅的兵力对鄂豫解放区的大别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同时,也开始集中兵力连续“清剿”江汉解放区。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将中原战场划分为八个绥靖区,宜昌为其中之一,并将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由四川迁至宜昌城。

  1948年8月,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将大批兵力调驻当阳、宜昌、宜都一线,并制定了“隔断汉江,清剿荆山”的同人民解放军争夺襄西的“清剿”计划,从荆门、当阳、远安分三路围剿江汉区第四军分区驻地南漳东巩地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反“扫荡”、反“清剿”的指示,第四军分区及南远县军事指挥部、荆当县军事指挥部多次组织反“清剿”,歼灭敌军300余人,沉重打击国民党军。

  1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南漳县成立“荆山清剿指挥部”,由国民党湘鄂西绥靖区副参谋长兼远安县县长的周上?任指挥长。周调集华中“剿总”的兵力、保安大队及远安、荆门、当阳、保康、宜昌、兴山等县的民团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分路向荆门、当阳、南漳、保康及宜昌等地进行“清剿”。为了粉碎敌军对解放区的又一次大规模“清剿”,江汉军区第三、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分路合击,将敌军包围,歼敌5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马匹,挫败了国民党正规军主力部队的“清剿”行动。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清剿”,各县军事指挥部部队密切配合第四军分区主力的军事行动,进行游击战。南远、荆当、江枝宜(都)和南保兴宜(昌)等解放区自开辟、恢复以来,一直面临着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扫荡”和“清剿”。在强敌面前,解放区军民不畏艰难,英勇作战,歼灭和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支援和配合了江汉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中原野战军参与淮海战役的作战。随着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宜昌、襄西乃至整个江汉解放区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支前工作,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和迎接宜昌解放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须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指示各级党组织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派遣干部打入国民党各种机构和社会各阶层,利用合法身份团结群众,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民主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负责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国民党公开接管,我们地下接管”,立即派遣力量,开展艰苦的城镇工作,重建党的组织。

  中共当阳县工委在撤离当阳以前,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安排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统战工作人员,有的以地方绅士的面目隐蔽下来,有的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军政界,以掌握敌情,保护就地坚持斗争的同志。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公开”形式,是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乡保长,借以掩护党支部的秘密工作和党员干部的安全;“秘密”形式,即秘密坚持地下斗争,他们多以教书、经商、做工等“合法”社会职业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和开展革命活动。为便于秘密工作的开展,宜昌各地均建立秘密联络站(点),对联络人、联络方法均有极其严格的纪律规定。

  宜昌地区各县的地下工作始终不间断地开展工作,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开辟、发展解放区和战略进攻、解放宜昌全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共松(滋)枝(江)宜(都)五(峰)石(门)澧(县)六县“工作联系据点”、宜昌城区环城南路杨柳树巷地下联络站、当阳清坪河地下联络站等,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宜昌重要的秘密联络站(点)。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特务机构。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江汉区第四地委成立后,即专设了城市工作部,以加强党在宜昌城镇的秘密工作。城镇秘密工作遵循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里应外合的原则,派遣城市工作人员潜入国民党统治区,发展革命力量;搜集国民党在该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类情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国民党党政机关进行策反工作;为解放区筹集各类急需物资;转移和护送干部,输入进步知识青年。

  1946年,国民党当局在宜昌城区组建军统宜昌通讯处,活动范围涉及到宜昌境内的秭归、兴山、长阳、五峰等县;1947年,又在宜昌城区设立宜沙组,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同年4月,国民党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由四川迁至宜昌,不久又成立宜昌党政军特种联席会议。一大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遭到逮捕、迫害。1948年,国民党军第六十师驻扎宜昌城,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在宜昌设立。至宜昌解放前夕,宜昌城区设有国民党专员公署、县政府、警察局等机关30多个,有警察、特务1000多人,驻扎国民党军队万余人。

  鉴于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和宜昌的严峻局势,宜昌各级中共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积累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全国胜利”的工作方针,在宜昌城区及当阳、枝江、宜都等地,依靠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机关,加强统一战线、策反和搜集情报等秘密工作。1948年,当阳漳河两岸的新四军中原突围时隐蔽、掉队的中共党员组建成立中共漳河支部后,迅速联络部队掉队党员、干部、战士,发动群众抵制国民党县政府摊派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组织动员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宜昌解放区军民在全面反击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同时,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投诚起义的策反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有国民党官?乡乡长张希龄率乡常备队30多人枪起义,当阳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刘筱约率数十人枪起义,枝江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队长淡功颖率所属官兵90余人、百余枪枝及弹药起义。1949年1月,当阳国民党三民乡乡长、靖海乡乡长,宜昌县国民党龙泉铺乡乡长和乡自卫队队长等先后率乡公所人员携枪向人民政府投诚。3月,干巩、半月、武安、双忠等乡及当阳县民众自卫队中队长先后向人民政府投诚。4月,当阳普尖乡、当阳县民众自卫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枝江问安乡乡长等先后率部属向人民政府投诚。同时,还有国民党军部队官兵也纷纷向人民政府投诚。这些起义的武装及人员,脱离反革命营垒,重新回到人民一边,各级党组织将他们编入革命武装组织,增强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在宜都,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退伍军官被分配到宜都县、区、乡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任职,宜都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与其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站到人民一边。其中不少人思想受到感化,转变了立场,为宜都解放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在宜昌城区,先后有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宜昌特别支部和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等特派情报人员在宜昌开展秘密工作。194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川东临委在宜昌城区设立宜昌特别支部,其主要任务,是与打入驻宜的国民党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明昭小组取得联系,秘密发展组织,秘密开展潘文华军中中、上层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策反,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挺进中原和进军大西南。1948年9月,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孙震奉命到宜昌城区组建孙震为主任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下辖的豫皖苏军区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员、任孙震参谋部第三处(作战处)上慰书记官的周伯鹏,也随同来到宜昌。周伯鹏先后将截获敌军的《大巴山防御作战计划》、《情报网实施纲要》及联络图、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保卫华南方案》等绝密情报送出,辗转送到人民解放军情报部门,为解放鄂西、进军大西南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后,江汉区党委和湖北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就党的秘密工作作出相应部署,要求各城市的党组织要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要做好护厂、护校、搜集军事情报、策反敌人等工作,进行策应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中共当阳地委、宜昌地委和宜昌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对鄂西重镇宜昌秘密工作的领导。1949年3月,当阳地委派荆当县委城工部部长段玉美到宜昌城区具体领导地下工作。段玉美到宜昌的任务,即摸清国民党军队在宜昌的番号、人数、火力配置、防御工事和作战方案;探明宜昌一旦解放,国民党特务预留潜伏人员的情况;组织动员进步力量,防止国民党军逃跑时对工厂、学校、港口、船只进行破坏;说服教育青年学生不要跟随国民党军队逃跑。段玉美化装成商人秘密进入宜昌城区后,通过四条联络线很快与先前被派驻宜昌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4月初的清明节这天,段玉美与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混在上坟祭祖的百余名群众中,顺利通过哨卡,在宜昌城郊察看了敌布设的战壕、地堡、火力点等。随后,段玉美安排地下工作者杨昌铸打入敌人内部,取得了国民党宜昌县自卫总队副队长兼县情报处副处长的职位,并调整了情报处的人员,从此掌控了情报处,先后获取国民党第二军陈克非部第七十六师接替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担任宜昌城防的设防位置和兵力部署,特务机关的活动情况及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侦察情报。杨昌铸还设法通过汉阳同乡、国民党湖北省第六区(宜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谍报主任刘耀堂也获取了敌人的一些重要情况。随后,将所获取的情报通过普庆客轮送交古老背地下交通站转送当阳地委城工部。5月中旬,段玉美通过水上交通线回到解放区,向地委城工部详细汇报了驻宜敌军城防部署等情况。此时,宜昌城解放在即。段玉美再次奉命进入宜昌城,重点作好护厂护校、摸清敌潜伏人员情况及相关接应工作,为迎接大军进城、接管城市做好充分的准备。

  国民党统治集团眼看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不择手段制造白色恐怖,“严防奸细潜伏活动”、“通匪者杀、窝匪者杀”等反动文告遍布宜昌城。秘密工作者杨昌铸等通过隐蔽在宜昌城的地下党员做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工作,扩大统战关系,指派相关人员控制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保护工厂、仓库和机关团体的财产及文件档案。党的秘密工作开展,为宜昌解放和接管宜昌得以顺利进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做好了宜昌永耀电气公司经理刘梅森的工作,电气公司和所有发电、供电设备设施得以完整保留,宜昌解放时,全城灯火通明;停靠在宜昌的普庆、裕华两艘轮船完整保留,成为解放军渡江追击逃敌的重要交通工具;城内的工厂、学校大都完整保存。受周恩来和中央重庆局派遣在宜昌从事秘密活动的戴再民,及时为攻城的解放军部队提供粮食、军事燃油及渡江船只,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企图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宜昌市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情报站曾在宜昌设立。中共宜昌市委、市军管会协助配合二野驻宜情报机关做了大量对川情报和策反工作,成功派出一批地下情报人员潜入敌军盘踞的三峡沿江各地,进行了大量情报、策反工作;开通了江北、江南两条从宜昌入川至重庆的交通线,通过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在交通线上建立了可靠的联络站,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情报资料和有利条件。

  随着解放区军民转入全面反攻,以及人民解放军即将南下作战,宜昌各地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前线。

  1949年1月,为支援荆当战役,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仅当阳?溪地区就动员群众征集粮食12万公斤,担架800副。南远县委发动群众碾米35万公斤,做军鞋1500双,组织1600余名民工前往前线转运伤员、运送物资。当时的《江汉日报》以《荆当民夫忍饥抬伤员,南运担架冒雨上前线》为题,登载了宜昌解放区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专题报道。

  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第四野战军奉命组成约10万余人的先遣兵团,提前南下会同中原区部队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作战。宜昌解放区军民担负起繁重的支前任务,各县、区相继成立支前指挥部、大队、支队,支前工作在宜昌各解放区迅速展开。4月30日,江汉区西线战勤司令部向各县发出紧急通知:第四野战军约28万人,马匹3万,将在5月24日左右到达西线当阳一带,要求各县紧急动员,加紧筹集军需物资,支援大军南下。荆当县在25天时间里,动员民工3万余人,组织担架1万余副;筹集大米93.8万公斤,烧柴187.5万公斤,马草65.5万公斤,食油和盐各1.5万公斤,分别送到14个集中点储存。至6月,江枝宜县征集粮食50万公斤,租用渡江船只600余艘;同时,派出敌工人员,对驻江口、董市和枝城三镇的国民党军政上层人物开展政治攻势,要求维持好社会秩序,确保南下大军顺利通过。宜昌县筹集粮食112.5万公斤,饲料162万公斤,马料41万公斤,组织了1.45万人的支前民工队。至7月,远安县共为南下大军提供大米75万公斤,烧柴500万公斤,蔬菜1.25万公斤,食油695公斤,食盐755公斤,木耳680公斤,牲猪195头,军鞋1.1万双,斗笠5000个,组织担架800余副,出民工2.57万人次。各地在完成征集粮草等任务的同时,还打造渡船、修桥筑路,确保道路畅通,渡江安全。在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的路段,宜昌各地人民群众主动热情为子弟兵送茶水、腾住房、当向导、看护伤病员。

  1949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省划分为黄冈、孝感、荆州、沔阳、大冶、襄阳、宜昌、恩施八个地区和沙市、宜昌两个省辖市。省委、省政府、湖北军区同时决定将中共江汉区当阳地委、当阳行政专员公署、当阳军分区分别改建为中共湖北省宜昌地方委员会、宜昌地方行政专员公署、湖北军区宜昌军分区。宜昌专署行政区辖当阳、宜昌、远安、枝江、宜都、五峰、长阳、秭归、兴山九个县。同时,宜昌县城及郊区从宜昌县辖区划出,设立宜昌市。5月下旬,宜昌地委、宜昌专署、宜昌军分区和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成立。5月至6月,相继成立当阳、宜昌、远安、枝江、宜都、长阳、五峰县委、县人民政府。8月至10月,兴山、秭归县委、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11月1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五峰县城。至11月15日,宜昌地区全境解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宜昌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揭开了宜昌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宜昌人民从此脱离苦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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