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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志:小板凳上的硬汉
来源:市扶贫办 [时间:2015-09-30 17:16] [点击数:

  他无拘无束的生活停顿在十岁那年。他十八岁后感觉身上的力量像中了“吸星大法”年年衰减。他在家中七姊妹里排行老二,是长子。

  “两年前能动的时候,我还在屋里和杨柳冲里装老大。现在它是老大。”他用一双凸出的大眼睛,隔着圆鼓鼓的肚皮,瞟了瞟身下黑色的小板凳,裂开厚嘴唇笑着说。

  他叫陈宗志,今年51岁,远安县茅坪场镇长荣村五组人。

  (一)

  他的幺弟叫陈宗平。陈宗平的妻子袁忠红是南漳县东巩镇口泉村人。夫妻俩现在在长荣村一个叫窑河的地方,开了一家土鸡养殖场。

“外出打工七年,没有挣到什么钱。2010年孩子上了初三,学习成绩还中,5月份我们就回来了。宗平在黑湾煤矿挖了七个月煤,挣了28千块钱。当时是我们的全部积累。”袁忠红说。

第二年陈宗平还想到矿上去,被在他家过年的陈宗志劝住了。陈宗志给他讲了三点:他的身体不是挖煤的料;手里这点钱可以搞点事;养土鸡和养羊有销路,投的本不多。

  “养土鸡,没有大哥就搞不成,他喂过两年土鸡,晓得技术,有些客户,还没亏。”

  陈宗志建议陈宗平先养500只土鸡试试。鸡苗从枝江问安镇进回来后,陈宗志就天天杵着棍子在旁边守着,教他搭灶建温室育雏,为他参谋场地,指导他用木头盖鸡棚,通过放丝网让鸡逐步适应环境,采取养鹅、下卡子、放鞭炮防蛇、黄鼠狼、老鹰和鹞子偷咬鸡。虽然当年只存活了290只鸡,但陈宗平很开心,因为他掌握了养土鸡的方法,也看到了土鸡的巨大市场。

去年,陈宗平的鸡场出栏土鸡7000只,毛收入30多万元。

  随着陈宗平的鸡场越来越大,养鸡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两弟兄的分歧也越来越多。但有一点陈宗平始终认为自己不及大哥陈宗志,那就是看人。

  一次,一个生意人来到长荣村,找到陈宗平要跟他合伙养鸭子,鸭苗由这个生意人提供,鸭子长大后再由这个生意人负责销售,陈宗平只负责养。吃饭的时候,这个生意人对陈宗平鸡场所在的河滩环境和成品鸭市场说得天花乱坠。这个生意人一走,陈宗平就问陈宗志,合伙搞不搞得。陈宗志只说了三字,搞不得。

  陈宗平没听陈宗志的话,自作主张地购了1300只鸭苗,后来那个人从陈宗平那儿拖走了900多只成年鸭,通过送玉米饲料抵了一部分鸭款,还差陈宗平将近6000块钱再也不付了,打电话也不接了。

  “当时,大哥通过两点说这个人不可靠:一个认不到的人到别人家谈生意,两手空空什么也不带,饭一吃就叫你准备鸭苗押金,走得时候还带了几只鸡,不像个做大事的人。我觉得人家是本地人,就没听,吃了个亏。现在有合作的人,我就带到家里或者是把大哥拖上,让他帮助瞄瞄,再也没有出过丫杈。”

  (二)

  陈宗平因为要照顾大哥,有些事要听听大哥的主意,所以隔三岔五要到陈宗志这儿来。杨柳冲的村民们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也爱往陈宗志这儿跑。

  他们爱听陈宗志“粉白”。

  头发花白的老组长陈宗耀就是陈宗志家的常客。

  “宗志不看他现在不能动,脑壳瓜子比我们灵。我是老党员每月要开个次把会,回来我都要向他传达传达。他合着电视上看到的,跟冲里人在一起一‘掰’,大家伙儿就对政策和县镇的事明白了。”

  “他蛮知足。分田到户以前他父母带七个小孩,父亲有病不能下力,母亲也多病不能下田,没挣到工分,还欠大队的1000多块钱,后来搞承包了,这个钱被免了,又要上交‘三提五统’,每年又欠千把子,后来什么也不交了,还把这个欠的钱免了,现在国家还发补贴,他从内心里觉得党的政策好。他常说,穷不怕,只要勤快,肯动脑子,吃穿不愁,发财也不难。”

  提到陈宗志,陈宗耀有很多话说。

  杨柳冲过去没有种大麦的传统,这两年冬里却陆陆续续有人种上了大麦。村民们说到这个事都笑着说是被陈宗志“忽”的。

  冲子里的人渐渐老了,田也渐渐种不动了。每次看到到自己这儿聊天的人头发越来越白,牙齿越来越少,背越来越驼,还在帮自己做这做那,陈宗志心里就过意不去,他也想力所能及为大家做点事。

  随着陈宗平的养殖场规模逐步扩大,已全部收购了杨柳冲的玉米,对辅料大麦需求量也逐年增多。过去都是在外面调,前年陈宗志就跟弟弟商量,看能不能在冲里采购一些。陈宗平只说一句只要他能把冲里人工作做通就行。

  在一次“日白”后,陈宗志顺势抛出了自己的观念:

  大家都老了,弄一季水稻已蛮吃力,再在冬里弄一季油菜完全耐不活。种小麦相对简单,可是冲里温度低,生长期相对较长,待到5月末收割时,往往会误了种水稻的时令。现在很多田都荒了。种大麦生长期短些,又打得粗,虽然产量不高,但宗平那儿要,又可以得现钱,建议大家试试。

  当年,五六户试种了不到10亩。到去年,一下子发展到了30多亩。

  今年玉米掉价,每斤只收8角182,贩子天天往冲里跑,冲里人坐不住了,都跑到陈宗志家要帮他们分析哈儿形势。陈宗志也不能保证到下秋玉米价格会涨上去,只给陈宗平一个电话,对村的玉米,要以不低于87的价格收购。大家再一起聊时,他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尔后还不放心,晚上挨到跟一些种植大户打电话。

  “定了这个价格,贩子再来收,价格不会低于8角7吧;贩子不收,宗平去年收要1块多,今年收878,土鸡的价格没怎么跌,他不得吃亏,冲里人每一万斤也会白捡几百块钱。”陈宗志的帐算得还有点“双赢”的味道。

  冲里人的“私事”,他也会以“唠嗑”的方式来解决。

  有个叫陈宗培的老师傅,前几年要盖房子,想找邻居换几分水田,因为是以旱田换邻居的水田,虽然地的面积比别人的大,人家不愿意,说如果真是看中了,就出钱把这几分地买哒。陈宗培只想要个屋场,就认为对方要价高,还有强卖的意思,就找陈宗志来商量。陈宗志就跟他说,别人的田在大路边上,算是冲里的好地段了,屋场外的地以后做个什么都方便,以别人要的价,不算高,赶快出钱弄到手。陈宗培就听了他的话。随着冲里人日子的红火,做房子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买的地的价值比过去翻了几番。为此,陈宗培只夸陈宗志“能掐会算”。还尽义务帮助陈宗志整房子。

  还一个叫易智的,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和一个80多岁的老爹一起生活,去年底想在山上放几筒材料卖了过个年,结果放的时候不注意,树倒下来把肩膀砸了,养伤的时候天天跑到陈宗志屋里念这个事。由于他平时不肯为别人帮忙,有天又说这个事的时候,一屋子里人没有一个搭腔。陈宗志就直言直语:天气预报说马上就要下雪了,在坐的不帮个忙,他们两爷子年都过不好,我用我的低保先给他垫烟钱,你们帮忙伸个手,把木料给他搞下山。他一说,第二天就有人帮助给他弄好了。现在别人家里有个事,易智也跑前跑后的帮忙。

(三)

  坐在小板凳上的陈宗志,现在只能靠着门整天望着对面的青山。

  在他40岁以前,襄阳、荆门、宜昌的大街小巷,南漳、远安的沟沟坎坎,他基本上都踏遍了。

  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病得比较厉害,姊妹中的老大陈宗芝已经出嫁了,最小的陈宗红才五岁,陈宗志不得不接下生活的担子。

山林30多亩,水田7亩多,以当时的粮食产量,仅能糊口。“三提五统”每年都交不起,陈宗志没的选择,只好去做生意。

当时,没有本钱,他托亲戚朋友打听到襄阳、宜昌、荆门的肉联厂收猪子,有差价赚,就干起了贩猪子的行当。

从贩第一车猪子到荆门肉联厂的那一天起,不一样的陈宗志就开始了他不一样的活法。

    “贩猪子,老乡们都说我眼睛毒。那时候看猪子的重量,有两种,一种是过称称,过称称的要除食;一种是过眼睛估,过眼睛估的不除食。一般牙齿深的贩子只让老乡们选其中一种。其实老乡们对自己猪子的重量在卖之前都有个毛毛谱。开始才贩的时候我一般是称,时间长了,看猪子有经验了,我就是先估,后让老乡称。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个小窍儿。估得时候我一般往上抛点儿,再让老乡称,他们看称得时候总是比我估得少几斤,我又以估的重量收,又不怎么压价,他们在我收猪前就不恶死死的喂水、喂食啦,我也划算。还有时间久了他们都把猪子给我留到。这样,我就统了市场,也统了价格,在92年左右,一天的进帐最高能搞一两百块钱。”

  同样都是猪贩子,别人是单纯赚钱,陈宗志是赚了人脉、又赚了钱,还树立了凡事替他人着想、讲诚信的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农村基本没有通水泥路,也没有通电话。陈宗平贩猪子,都是提前一家家看,把每家的猪子出栏时间用本子记到,待攒到230头后,就定个时间,一家家通知,然后喊个车在公路上等到,半天集中装完,往肉联厂送。

  “如果送迟了,肉联厂下班了,猪子一夜不吃不喝还要拉,或者得病,折耗就大,没得帐算。养猪户有些子又不能按时把猪子抬到,大哥的车子走了,让老百姓把猪子抬回去,下次就收不到了。他就让我和妈在路边上守到,让后头来的老百姓把猪子放到他找的栏里去,回来再把钱送到养猪户手里。”老幺陈宗红说。

  树立了口碑和信誉,陈宗志的生意也越做越多了。

  他和陈宗平先后种过生姜、种过西瓜,还养过羊,租别人的地请人种过高粱,贩过香菇。还在一个窑嘴子的地方养过1000多只土鸡。

  在陈宗志看来,来钱比较可观的、相对划算的是种椴木、袋料香菇,烧砖瓦。

  1990年,陈宗志在南漳县贩猪子时,发现当地人正在种椴木香菇,效益比较可观,就用攒得钱找当地人买了1万多筒1米长、10公分粗的栎木,率先在东巩镇口泉村租了七亩地,让陈宗平招呼,请人点种、浇水、翻筒、采摘,种起了椴木香菇。当时,村里有人给他们“算命”:跑那么远搞椴木菇,自己又没搞过,还请人,不死光,也要被偷光。结果四年下来,硬是赚了三万多块钱。

  “赚钱到是小事,在发展椴木时候,租的田就在忠红爹的屋旁边,我们请他帮忙管理,忠红也常来搭手,就和宗平有了接触,后来我就准备礼物直接找亲爷去提亲,他见我们的环境还可以,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也算是我们有福气。”说到这儿,陈宗志一脸骄傲。

  “哪是的,当时过礼我就晓得他们姊妹多、负担重,但看他们两弟兄能吃苦,蛮勤快,又不抛里抛气,才同意了。”袁忠红也一脸笑容的顶针。

  后来,他又在村里第一个种起了袋料香菇。并在冲里第一家盖起了砖瓦房。

  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他家分的地中有一块8分多的旱地在坟马场,因为土质板结一直是块低产田。当他了解到这是一片白山土后,和结交的朋友——四川的砖瓦匠一合计,在田边挖了一个窑,烧起了砖瓦。搞这个事他经过了冷静盘算:自己的地是白山土——有资源,本地产煤、山上树也多——有燃料,一部分村民农闲时没事做——有人力,认识的朋友向举华会烧砖、烧瓦——有技术,老百姓们经过改革开放挣了点钱要起屋换瓦——有市场。结论是可以一试,结果第一窑2块布瓦一出来,被一抢而空,虽然每片才卖8分钱,但扣除师傅群众工钱、燃料费后,他还净得400多元钱。

  1994年,袁忠红进了陈家门之后,兄弟姊妹再住在一个屋里已不方便。陈宗志就到处收账,总了2万多元后,利用自己烧的砖瓦,号召家人一起出力,盖起一栋砖混结构的房子。

  分房子的时候,陈宗志要住老房子,陈宗平夫妇坚决不同意,觉得他走路越来越不顺当,怕老房子潮湿使他病情加重,硬是留在老房子里没搬。陈宗志则在新房子里搭了三间床铺,为陈宗平夫妇和弟妹们留着。

  “哪一天我走了,这个房子还是他们的,我再倔也没得意思。”陈宗志说。

(四)

  没有人能完全理解陈宗志是靠什么支撑,一路走过来的。

  10岁是人生的第一个坎,小小陈宗志已感到过的累。他的头长得速度明显比身体要快。腰开始凹着长,整个人看着像一张弓。他的力气比别人小,走路也比别人慢。谁也没意识到他的不同,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觉得不可以像燕子一样满天飞了。

  村里老人说,他的脊椎长反了。

  到18岁的时候,像他的块头,别人可以挑二三百斤,他挑一百斤就吃力。在当地建小河口电站的时候,村里书记做工作让他参加了,工程队长看到他走路时肚子往前拱着,就让他抡大锤、扶钢钎、打炮眼。由于任务完成的好,他被队友和队长经常夸奖、表扬,工钱也跟队友开得一样多。但一年多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他觉得自己不能干重活被别人照顾是件不光彩的事,他也不想占公家的便宜,他要靠本事让自己活得像个正常人。

  有想法不难,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却千辛万苦。特别是在农村,对他这个本来身体就没得力气,每年还要减3、4斤力、走路都不麻利的人。

  大姐陈宗芝已经出嫁了。父亲四肢开始无力,连补鞋这个小买卖都坚持不下去了。母亲严重贫血、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已不能下地干活。在他身后,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弟妹。他们家成了村里最穷的户。

  还要活下去。

  地,他只能带着弟妹换工请人种。然后,找亲友借钱,从贩猪子开始,做起了生意。

  因为干不了力气活,他就带着弟妹们一起做生意,也只好借力打力。

  这样一直干到2011年。

  这一年年底陈宗志走路需要人从凳子扶起来。到陈宗平养鸡场不到2公里的路,他要走半天的时间。种了最后一架袋料香菇后,他盘算请人种再也没有什么利润,就又回到土地上。

  弟妹在他的张罗下,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已没有人替他换工。但这难不住他,他买了一辆拖拉机、一辆摩托车,人家帮助他把田种好后,他就让这些帮他种田的人自己去加油,用他的拖拉机去耕他们的田;骑着他的摩托车办自己的事,顺便帮助他去买种子、肥料。

  他还让人帮助他挖了一口五分地的堰,养起龙虾。养的龙虾长得很快、也很好,但在七、八月份涨水的时候跑了一大半,弟弟陈宗平要来帮忙拦和捉,被他拒绝了。

  “宗平的屋里,前年在跟他一起收粮食时,腿子摔断了,杵了一年多的拐棍,还没好清白,走路一掰一掰的。儿子陈鹏还在读大学,也难得搞,不能就这些小事来分他们的心。”陈宗志望着门口的堰塘说。

  这些常人看来不成问题的小事,在陈宗志这儿每时每刻的都成了麻烦事。

  从去年开始,他被死死地“钉”在了一个小板凳上。

  他四肢的肌肉全部在萎缩,再也不能站着走路了,爬就莫想爬一步。年轻的时候,襄阳的亲戚曾经把他接到一家军医院检查过,什么毛病也没查出来。不得动了,家人又把他拖到县医院检查。将他全身上下做CT做了个遍,还是没弄清楚是什么病。他决定不再查了,他不想再让家人把他拖进拖出,在医院背上背下,花些冤枉钱。虽然他一直想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力气小的已不能端起一碗饭,只能举起一杯水。

  喝水的时候,他先双手勾住小板凳两侧,以小板凳的脚为支点,一摇一晃缓慢崴到屋里一个小桌前,用左手反扣住右手腕,徐徐地贴腹举起,将大拇指和食指合起掐住杯子,硬硬地放在地上,然后再将右手插进水瓶把子里,将胳臂肘顶在右大腿上,将水瓶斜推起来,让水淌进杯子里,再挪正水瓶,同样以左手反抓住右手腕伸向水杯,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钳着杯子,以倒“V”字形举到颌前,又将右肘支到大腿上,把右脚掂起,将头微微下凑到杯前,把杯子靠到嘴边,将水半倒半吸进口中。

  他再也不喝茶,把茶叶从袋里放到杯子里,对他来说,是一道非常复杂的细活,他做不了。

  他的饮食极其简单。

  菜是弟弟陈宗平和冲里人帮他种的,菜园就在屋旁,要吃的时候就请到他这儿坐的朋友帮助多摘点放到客厅的小桌上。

  做饭的工具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放在地上的电饭煲:在煮饭的同时,把揪好的豇豆和切成坨的茄子装进盘子放到蒸筛上,饭跳闸了,就把蒸筛拿下来,往菜盘子里撒些盐和油,用筷子一搅,挑到饭碗里,拌着饭吃。荤菜都是他弟媳袁忠红过一段时间炒好了,用方便盒一份份装好,密封后放在他们给他买的冰箱下层冻到,他想吃的时候,就拖一盒蒸着吃。

  就是这样一餐饭,他也用一个半小时才能做好,所以他一天只吃两顿。

  他仍然爱整洁,虽然每天扫一次地要花两小时。

  现在,一间堂屋、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不到45平米,就是他的全部活动空间。但这不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世界绚丽多彩,有回忆、有快乐、有梦想,还有忧愤。

  在他贩猪子正红火的那几年,有很多人给他提过亲,都被他拒绝了。他不是不想结婚,是怕生下的孩子跟他一样,受一辈子的苦,到老了没有亲人也没人照顾,成为国家的负担。他更不愿意让一个女人一辈子捆在自己的身上,为他和孩子受罪。

  他有时也会偷偷的看那些女人的照片。他也爱看电视,爱唱歌。当他用那粗犷的嗓子吼出“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时候,屋外的枇杷树、柑橘树、紫薇花和小花狗是最忠实而安静的听众。

  他还想成立合作社,发动冲里人都搞特色养殖,他来当这个合作社的名誉会长……

  他知道这辈子再也离不开那只腿磨得光光的小板凳了。他不知道哪一天会像父亲一样倒床不起。他还想活着,但他又担心拖累国家和社会。

  对自己是低保户,他常常不安;对兄弟姊妹开始出现跟他一样的症状,他隐隐着急;对周围的伤病患者,他充满忧虑;对那些身强力壮天天找政府的人,拿工资贪污腐化的人他又最瞧不起。

  他说现在是“看水流舟”,只要嘴还能动、眼睛没有闭,一定要活个人样。

  他从不要求别人去帮他,别人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好好帮他,因为他心里一直想着怎样去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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